习总书记的重要批示让《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再次走进人们视野，其中毛泽东对“精兵简政”的论述简直精辟到家了。
“精兵简政”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毛泽东认为好，党内立即采用，并且成为“十大政策之一”。就是这样的一项重大政策，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仅仅用了两句话“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便说到根本上了。
反对“文山会海”，可以说是对“精兵简政”最好的落实。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这种现象既不符合“精兵简政”的要求，更是形式主义的具体表现。各种文件冗长繁杂，各种会议多如牛毛，单单是看文件、开会两项任务恐怕就把基层领导压得喘不过气了。
“文山会海”的运转，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过去交通不发达，开会需要坐公交、火车，如果领导干部经常开会，那每天只能是“在路上”了。而通信联络靠电报，长达万字的文件若发出去，编译需要很长时间，报务员恐怕做梦都要“手麻”了。即使到了今天，领导干部有专车、出远门有飞机，还有视频会议、网络传输文件等先进的技术，这样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很多人也是吃不消的。
“精兵简政”就要从解决“文山会海”入手，推卸责任的会还是少开，无关紧要的文件还是少下，压缩会议时间，精简文件篇幅，让基层的干部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解民情、调研民意上，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为人民服务中。
抗战时期的精兵政策
■王 喆
1942年，毛泽东同志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阐释“精兵简政”政策，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和黔驴技穷的故事教育大家：“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全军官兵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领率机关带头调整，实行精简；各部队本着紧缩领导机关、减少指挥层次和主力军员额、加强基层和地方武装的原则，先后多次大规模进行精简和整编。
精兵简政是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对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和根据地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41年以后，伴随战争的日渐复杂与残酷，日伪据点星罗棋布使得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封锁，而根据地内部生产力有限和部队庞大所形成的矛盾，也造成鱼大水小、兵多难养的局面。为此，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明确提出：主力军则应采取精兵主义。该指示还对主力军与地方武装的比例进行了详细规定。
实行精兵政策，涉及部队体制编制的变化、人员的去留等问题，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广大指战员对这一决策坚决拥护，但部分人在思想上还是有模糊认识：有的对严重困难的情况把握不够，对鱼大水小的矛盾认识不足；有的没有看到过去大力发展主力军是必须的，现在精简也是必要的，精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有的对本部队和本人工作变动考虑较多，对到新单位工作顾虑重重。例如，新四军第十旅在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之初，并不是所有同志立刻就看懂了这一高瞻远瞩的战略布局，议论纷纷：“查查十旅的老家谱，从红军时代就是当当响的主力军，怎么要变成地方部队呢？”“人家地方部队升级，咱们十旅降级了！”“现在化整为零，哪年哪月再集零为整？”一位团参谋长听说要他到县大队当大队长，埋怨说：“降级我也没有意见，干革命不是为了当官，我宁愿当连长，也不干县大队长。”
军队力量的生长，应在质量中求改进，而不是简单在数量上求扩大。通过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以及配套政策的实行，到1943年底，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精兵工作基本结束。这不但基本解决了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加强了根据地建设和部队发展后劲，而且进一步理顺了上下级的关系，充实和加强了战斗连队，解决了头重脚轻的问题，提高了领导机关工作效率，增强了军事指挥和部队行动的灵活性。同时，寓兵于民政策的实行，主力部队“化”下去作骨干，培养带动了地方武装，又从群众性的游击运动中培养出新的兵团，促进了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发展。前文提到的那个闹意见的团参谋长，在县大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终带起了一个很整齐的团，并当上了团长。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这既是一种求真务实的态度，也是一种破冰前行的勇气，更是一种创新发展的智慧。实行精兵政策的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要在深刻把握形势特点和使命任务的基础上，聚焦打仗、变革图强，优化规模结构和部队编成，打造精锐作战力量，实现融合发展战略，正确对待利益关系调整，从而加速提高军事能力，确保部队随时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