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大清王朝以学习西方，“求强”、“求富”为旗号的洋务派，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洋务活动。如，创办军事工业及军事学校、兴办民用工业、开办新式学堂等等。
曾国藩着手的洋务活动，虽然不如李鸿章、左宗棠多，但是，曾国藩却是最早运作洋务运动的。因此，他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的“洋务之父”、“近代化之父”。
一、首先提倡兴办洋务。
清政府遭受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后，国事日非，境况愈加不景气。
此种状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思谋国家变局。经过深思熟虑后，曾国藩认为，大清政府要想自强御敌，就必须船坚炮利，而要船坚炮利非办洋务不可。
曾国藩（剧照）
于是，1860年12月19日，曾国藩上奏朝廷说：
“目前资夷力以助剿，得舒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船、炮，尤可期永远之利。”
此时，曾国藩喊出了兴办洋务的第一声，成为了大清王朝洋务运动的首倡者。
二、创办首个军工机构。
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共创办过二十多个军工厂，而其中最早的，就是曾国藩于大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攻陷安庆后，创办的安庆军械所。所内集聚了华蘅芳、徐寿、龚芸棠、徐建寅、张斯桂等国内的著名科学技术专家。
华蘅芳（雕像）
当时的军械所规模虽较小，但很快仿制出了一批洋枪洋炮。其中的后膛枪、开花炮的威力、准确度的确比鸟枪和土炮强多了。此后，湘军的武器装备得到了较大改善。
安庆军械所创立后，曾国藩并不满足于枪炮的制造。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大清同治元年（1862年）7月，安庆军械所制造出了我国第一台蒸汽机；同治四年（1865年），徐寿、华衡芳等人造成出了中国第一艘木质轮船“黄鹄”号。
中国第一艘木质轮船“黄鹄”号（图示）
曾国藩为此非常高兴，并感叹道：洋人所能做的智能技巧之事，我中国人照样能办到。以后，洋人不能再小瞧我们不懂得他们的所作所为了。于是，曾国藩计划“依次放大续造多只”。
攻陷天京后，曾国藩把安庆军械所迁到南京，改建为金陵内军械所（后来的金陵机器制造局基于此）。但是，戎马倥偬的曾国藩没来得及亲自办厂。
安庆军械所，是中国自主创办的首个近代军工企业，也是中国近代机械工业的发端，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由此，曾国藩成为了大清王朝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
三、共建最大军工企业。
同治四年（1865年），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而到美国采购机器的容闳（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回国后，曾国藩与李鸿章在上海共同创办了当时的、洋务运动中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
李鸿章（图像）
江南制造总局创建后，不断发展壮大。雇佣工兵2800人；能够制造枪炮、弹药、轮船、机器；还设有翻译馆、学校等文化教育机构。
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藩主张江南制造总局制造轮船，并拨出两成上海海关关税，作为造船的经费。
此后，江南制造总局的工厂逐年扩充，先后建有洋枪厂、洋炮厂、炮弹厂、火药厂、轮船厂、炼钢厂、子弹厂、水雷厂等十几个分厂。
江南制造总局布局图
同治七年（1868年），轮船厂造出了第一艘轮船，取名“惠吉”。至中发战争前，江南制造总局共制造出十五艘军舰，最大的为2800吨。
四、首次奏请幼童留学。
在兴办军工的同时，曾国藩还创办了翻译机构和兵工学校，以培养机械制造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
而且，为了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挽救垂死的大清王朝，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名奏请派幼童赴美留学。
于是，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陈兰彬、容闳率领下，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詹天佑、黄开甲等30人从上海启程，前往美国开始留学生涯。
年幼的詹天佑（图像）
此举，对我国以后派遣留学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虽然，曾国藩的洋务活动不是很多，而且时间也不长，但是，他是创始者与带头人。所以，曾国藩在近代中国洋务运动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清政府也曾做过努力，不过他们以为只要按照人家的思路来做，一切就会变得很美好。只是，一场海战让他们的梦想彻底粉碎，民众不再拥护满清政府。于是，开场华丽的洋务运动和满清政府成了现在学者们眼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洋务运动”的结局虽然是“失败”二字，但并不代表它没有可取之处，洋务运动还是取得了不少成就。单从选派幼童海外留学来看，对于后来中国的思想解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毕竟，只有认识到落差，才会有强烈的紧迫感。
其实，洋务运动的成就已经被很多人总结过了，今天我们就换个角度来看。
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实业、教育、媒体以及交通上。仔细看看，好像和现在没有区别。只不过，那时主修的是铁路，媒体是纸质报刊。这其实也是那时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做的事情，当时的清政府也是很谦虚的学习，才将这些“先进”的事物都移植到了中国。
实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设备生产，军械生产。当时，这些实业的兴办得到了几位重臣的力挺，尤其是李鸿章、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有参与。其实，该发展方向没错，对比现在国家的发展，若是制造业实力稳健，国家的实力一般都是难以撼动的。
除此之外，这些实业让中国开始迈入了工业时代，怎么看都是利好，只是有一个小问题。制造业有一个很长的生态链，从原料到售后终端，其中的环节要拐很多弯，而当时的清政府应该不会想那么多。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实业的生存状态有时真不是自己说了算。清政府本想靠实业兴国，但是，在政治上没有话语权，这些实业上只能是被动发展。
媒体：洋务运动期间开办了不少报刊，大概有20多种，主要包括《申报》和《万国公报》。自古舆论就很重要，也是国民了解国家大事的渠道，同时具有正能量的文字也能起到教育国民的作用。不过，文字的力量得靠教育放大，解放前中国的文盲很多，很多人都是靠耳朵“听”天下，这自然会影响他们对外界形势的判断。
教育：京师同文馆的创办，后人对此评价很高，说它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教育。不过，往前翻到康熙年间，那时好像也有类似的机构，只是仅限于满人的八旗子弟。之后，经历了雍正、乾隆两帝，就被束之高阁了。以至于，到了咸丰时期，连和洋人谈判时，找个翻译都没有。可见，京师同文馆有点亡羊补牢的味道。
铁路：有句话是个中国人都能背得出“要想富，先修路”，修铁路的思路是对的，只是“路权”的问题一直都是清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一条鸿沟。看看当时签的一些“协议”，文字上明确规定了某条铁路归谁，说句难听的，这些铁路都带有了“殖民”的味道。在武昌起义前夕，就爆发了“保路运动”。
其实，单独看洋务运动的“成绩”，很是漂亮。但是，历史的背景却决定了这些成绩不过是清政府一厢情愿的结果罢了，同时也决定了洋务运动不会有太好的收场。当然，现在分析它失败的原因，更多的则是一种落后制度无法容纳一种先进制度的产物。
从政治层面上看的确如此，哪怕这是自上而下的一场运动。但是，整个社会还没准备好，社会的生产关系无法匹配，就有点水土不服的感觉，最后，不得不黯然收场。
不过，若是和其它国家的一些运动相比较，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清政府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国家究竟是哪出了问题。在他们看来，创建一支现代化军队，多办几家企业似乎就能迈进强国之列。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太多的自信了，以至于海派人员鼓吹西方的美好时，大家都想将现有的推翻重新来过。
当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自信时，只会被别人牵着走，这样的结果只有一个：跟着人家，必然无法超越前者。
这其实就是洋务运动的教训。
他们只看到了人家成功的光鲜，不去深入体会这背后的“努力”。英国的资产阶级用了多少年才掌握国家大权？而其它国家的革命胜利都是暴力换来的，清政府想这么轻飘飘地换个容颜，就以为可以度过难关，那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路还得走适合自己的，而且，还得走稳了，模仿不能带来实际的利益。那时的列强们倒是希望看中国走他们的老路，不过，他们不会告诉中国其中的精髓，他们只想榨取更多利益。虽然洋务运动的失败摔得很重、很痛，但却唤醒了中国人，唯有自强才是惟一的出路。
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不管是国家的改革还是革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做好充足的准备，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不然一切都是白搭。而更重要的是，要自上而下全力配合，才能有成功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