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盛世”，在历史上是指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些特定的阶段，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昌盛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公认的盛世有三次，即西汉盛世、大唐盛世和清代的“康雍乾盛世”。这三大盛世，一方面确立了中国传统“盛世”概念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也都没有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因而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思考。
三大盛世的四个共同特征：一是消除了内忧外患，军力国势强势，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周边没有相抗衡的力量。二是社会总体上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国家富足，国力领先于世界。西汉时有曰“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余外，腐败不可食”，唐代有诗称“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清代乾隆时，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均兴旺发达，经济规模和总量居当时世界之最。直至公元1800年（清嘉庆五年乾隆于此前一年去世），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三是文化繁荣，对周边地区有巨大的影响力。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奠定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设太学、置乐府，诞生了大气磅礴、彪炳千古的《史记》。唐人吐纳百川，熔铸古今，在科学、文学、艺术上都有卓越的创造。璀璨绚丽的唐诗，终在唐时臻于大成。“康、乾盛治，文教大昌”，《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纂，经学、史学的兴盛，使清代学术取得了“超汉越宋”，集历代之大成的历史地位。一部《红楼梦》，堪称时代的史诗。四是兴盛的局面持续时间较长。汉代的盛世从文帝继位到宣帝去世，持续了130年；唐代的盛世从太宗登基到”安史之乱”爆发，持续了128年；清代康、雍、乾盛世长达133年。“盛极而衰”的三个内在根源：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唐朝衰于“安史之乱”，清朝衰于乾隆退位后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盛极而衰”这一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主要原因，一是国家的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和一贯的进取精神，社会意志消退和睿智的领袖后继乏人；二是忧患意识丧失，歌舞升平，忽视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三是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
二、中国历史上四大中兴
（一）汉朝昭宣中兴
在汉昭帝、汉宣帝治理下，扭转了汉武帝末年，由于长时期的攻打匈奴以及严刑峻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不断的恶劣状态。大汉出现了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但由于汉昭帝于21岁就过早离世了，而且在位时大多由辅佐大臣霍光专权，所以史学家认为汉宣帝统治时期是汉朝武力最强盛、经济最繁荣的时候。
汉宣帝在政治上，重视吏治、平理刑狱、惩治贪腐；在经济上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抑制土地兼并、设立常平仓等多项政策措施；在外交上，平息边境动乱，使得西域、匈奴称臣归属国土。
但汉宣帝有一个致命的薄弱之处，就是没有选好接班人，或者说自昭宣中兴后，汉朝再没出现过能创造盛世的皇帝，使得汉宣帝之后的汉朝逐步走向没落。
不过这不影响汉宣帝刘询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为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民族）的中兴、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以制定庙号、谥号极其严格著称的西汉历史中，中宗宣帝刘询是四位拥有正式庙号的皇帝之一（另三位是太祖高帝刘邦、太宗文帝刘恒、世宗武帝刘彻，皆是一代英主），可见其功德之高。
（二）唐朝元和中兴
元和中兴是指唐朝唐宪宗在位时因治国有方，国家政治一度回到正轨的时代，视为中兴之局。 由于唐宪宗在位是用元和，为其在位期间之年号，因而得名。 唐宪宗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他即位后，“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他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治理”，都当作效法的榜样。 为了纠正朝廷权力日益削弱、藩镇权力膨胀的局面，他提高宰相的权威，平定藩镇的叛乱，致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的盛况。
（三）明朝仁宣之治
仁宣之治又称仁宣盛世、仁宣之治是明成祖朱棣以后，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采取的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等一系列政策使得国家出现盛世的局面，为明初三大盛世之一，后人将永乐盛世和宣德时的太平合称为”永宣盛世”。 明初社会经济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恢复发展，到仁宗、宣宗两朝，出现了社会经济的繁荣。永乐帝驾崩后，他的儿子朱高炽、孙子朱瞻基先后即位，是为明仁宗、明宣宗，这个时期被认为是明朝国力最强、政治最清明的时期。[2]他们在位期间政治清明，法纪严明，经济发展，仓廪充实，百姓安居，社会稳定，蔚然有治平之象，形成了明代早期国泰民安的升平景观。后世称之为“仁宣之治”，堪比周朝的“成康之治”、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 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去世，年仅三十六岁。仁宣之治就此完结。
背景，经历元末农民起义建立的大明王朝，在立国之初与历史上众多王朝一样，在太祖、成祖稳定江山之后，仁、宣二帝时期出现了可以跟汉朝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相提并论的盛世局面——“仁宣之治”。
明太祖是中国第一个平民皇帝，从小放猪放牛为生，当过和尚讨过饭，历经磨难。因此，明太祖深知民苦之源，力推“休养生息”政策。明朝从明太祖到明宣宗，是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文化相对繁荣，国力强盛的时期，史称“仁宣之治”。这与明太祖开启的“休养安息”政策是分不开的。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去世后，其子朱高炽、孙子朱瞻基先后继位。朱高炽就是明仁宗；朱瞻基就是明宣宗。明仁宗仁宗年号洪熙，洪熙一朝仅短短一年，明仁宗即行去世，明仁宗长子朱瞻基即位，建元宣德。在历史上，明仁宗、明宣宗常常被比作周朝的周成王、周康王，汉朝的汉文帝、汉景帝。继“成康之治”、“文景之治”之后，“仁宣之治”又是守成君王所创立的好典型。所谓“好”，指的是能继承创业君王的遗志，较好地治理国家。
明仁宗时“停罢采买，平反冤滥，贡赋各随物资产，陂池与民同利”，他赦免了建文帝的旧臣和成祖时遭连坐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明宣宗御驾亲征，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安抚赵王，稳定了国内形势。史载：“仁宣之治，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清代史学家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曾专列《仁宣致治》卷，认为：“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
政治，明代经朱元璋和朱棣的经营，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社会经济获得了大发展，并且击败了北方蒙古入侵势力，巩固了边疆地区，使明朝出现了一个小康局面。但是在繁荣兴盛的背后也隐伏着社会危机。朱元璋的严刑峻法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而明朝所处的封建社会后期时代也使得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不断深化，阶级矛盾日趋紧张。仁宣二帝为了解决洪永时期遗留下来的弊政，采取了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消除内乱、息兵养民、整顿吏治等一系列政治措施。
改组内阁。明仁宗通过改组内阁，授予他的某些心腹顾问显贵的品位，以著名的翰林学士和干练的官员充实行政官署，来开始他组织新政府的工作。在他新任命的官员中，许多人在他在南京或北京摄政时已经为他效劳，有的人在他与明成祖有分歧时支持过他，为此受到了惩处。[5]明仁宗特别重视儒家道德和个人品德。权谨便是一例，他是一名低级官员，在洪熙元年（1425年）进入内阁完全是因为他极为孝顺。同样，明仁宗任命有才能和守纪律的人担任地方的行政和司法职务。为了使官僚机器更有效率，明仁宗对文官科举制度作了一些改变。他认为这个制度偏袒南方人，于是规定了份额，以保证北方人占全部进士的40%；这个政策经稍加修改，在明、清两朝一直贯彻执行。
而后来的明宣宗保留了原来的政府结构，让许多杰出的官员继续效劳。但是他在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实践中的确作了某些变动。这在内阁作用的改变和宦官参与行使行政权方面表现得很明显。[6]
由于明仁宗的改组，由翰林学士任职的内阁此时享有崇高的威望。自明成祖在位时起，人们所称的内阁原来是一个谘询机构，这时开始行使更大的行政和审议实权。三杨、金幼孜、黄淮分别在内阁中重新任职。他们不但官居一品，具有特殊的宫廷官衔，而且在外廷兼任尚书。
内阁的突出地位还因新的行政程序而得到加强：定期上朝觐见皇帝以讨论较为迫切的政府事务。遵循明仁宗的先例，皇帝要他们直接向他呈递密封的奏议以确定适当的行动。此外，皇帝采用了一种称之为条旨或票拟的正规的办事程序，程序规定大学士们审议官员呈递的奏议，并提出适当答复贴在每道草拟的诏令上以供御批。皇帝一般采纳他们的建议，并将诏令分送给主管的部去贯彻；他并不再召他的顾问们进行复议，除非主要内容出现了争议。这样，内阁就成了皇帝和六部之间的桥梁，与以往相比，更成了决策的力量。它的领导人这时可以不与主管的部商议就提出建议，每当皇帝感到应该默认他们的决定时，这些决定就自动生效。
为了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明仁宗和明宣宗采取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措施，反贪倡廉便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中，对于都察院的整治，更是其中最具特征。
（四）清朝同治中兴
“同治中兴”是指清中叶后，同治在位期间(1862-1874年)为维护满清统治的一个惯性恢复阶段。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合作，及太平天国崩溃(1864年)，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平静时期，下开洋务运动。亦有人把清时咸丰至同治时期定为咸同中兴，作为一个惯性恢复的阶段，但现时普遍都认为恢复时期主要在同治统治年间。
措施
自然修补内部的政治秩序。基于封建统治者利益，部分儒生与农民在官僚带领下，收编武装力量，试图剿灭太平天国的叛乱。
对内乱后的经济调整。降低农村赋税，鼓励耕作及发放粮种，安抚人民的反抗情绪。
同治皇帝
大兴科举，增加考试取录名额以笼络人才，防止类似太平天国的出现，笼络更多人才维护清廷统治，客观上造成近代中国人思想进一步腐化。办洋务，主要在外交方面，与外国列强谋求共同合作。
影响
中兴的主持大臣主要是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胡林翼。他们在镇压反抗人民和平定社会动乱方面发挥了很大效果，同时亦成为了之后洋务运动的重要官员。
钱穆《国史大纲》有提：“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记，详论洋务，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云云。”
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同治中兴”是促进中国近代历史进步的一个阶段，主要体现洋务运动上，当时大兴洋务，先提出“自强”以后标榜“求富”创办了一系列近代企业，包括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开平煤矿等等，这客观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运动过后的“实业救国”思潮不能说与这段时期没有关系。同时洋务运动中的近代企业虽然管理不属于规范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但是也从某些方面刺激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出现。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认为当时的外国人（外国殖民者）对中国兴起的这股潮流感到吃惊、害怕和敬佩，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大小官员全部行动起来了”。
一种观点认为“同治中兴”，实际上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的自我吹捧。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收拾战乱之后的烂摊子，因为富庶的江南十几年不能正常交税更显得困窘，恭亲王等引进国外技术，希望用西方技术和企业挽救清王朝，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努力下欣欣向荣，于是就人宣扬“同治中兴”。洋务运动最想做的，是造出西方的“船坚炮利”，一方面抵御外国侵略，更重要的是镇压国内的人民运动。到了后来也办民用工业，总体上是官办工业配套和为官员们敛财的。其最大的“政绩”是北洋水师。洋务运动思想上，留下一批拥有西方视野，能够全面批判传统文化思想的人才，但这些人没有形成民族振兴的合力；有近代化的军事思想人才，但因为上有保守权贵排挤下有人民揭竿造反，这些人才成了后来军阀混战的基础；有中国现代企业的发端，但是畸形又脆弱，到了光绪皇帝戊戌变法的时候，已经是第二代企业。封建制度的腐朽，统治者的愚昧最终毁掉了这场“自强”的迷梦。
另有汉光武中兴、晋元帝中兴、南宋高宗中兴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