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本是陇西豪强，早年以豪侠知名，据《后汉书》记载：“少尝游羌中，尽与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诸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为杀耕牛，与共宴乐，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遗之，由是以健侠知名。”因而出仕于州郡。董卓作战勇猛，“卓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以对羌、胡作战有功而在官场上逐渐崭露头角。对此，《三国志》亦有记载：“郡召卓为吏，使监领盗贼。胡尝出钞，多虏民人，凉州刺史成就辟卓为从事，使领兵骑讨捕，大破之，斩获千计。并州刺史段颎荐卓公府，司徒袁隗辟为掾”。说明董卓在对羌、胡的作战上确有过人之处。桓帝末年，董卓入选羽林郎，后随中郎将张奂镇压延熹年间的羌人起义，因战功步步高升，一直做到并州刺史、河东太守。
一、董卓军事集团的形成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大起义在河北爆发，给予了东汉政府沉重的打击，凉州的羌胡少数民族也乘机起义反抗东汉政府的统治。董卓先后参加了镇压黄巾起义和凉州羌胡起义的战争，在战利品的取得上，董卓坚持这一原则“为者则己，有者则士。”譬如《后汉书》记载“拜郎中，赐缣九千匹。乃悉分与吏兵，无所留。”
另一方面，三国时期是兵制变革的重要时期，这是由东汉时期以服兵役为主的征兵制度向建立军户实行父子世代为兵的征兵制度的转变时期。而“这一转变的基本因素, 三国也是基本相同的, 即早期的私家部曲”董卓正是利用了之一历史条件，“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这一例子表明所谓董卓军事集团实际上是董卓通过吸收部曲而建立的有别于东汉征兵制度的新型武装。
在此基础上，董卓逐渐培养了一支只听命于自己的部队。这支部队以羌胡少数民族为主体，主要将领有牛辅、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人。譬如，牛辅“初，卓以牛辅子婿，素所亲信，使以兵屯陕”。
二、董卓之乱
董卓担任并州牧后不久，汉灵帝驾崩，汉少帝刘辩继位，外戚何进辅政。何进因与宫中宦官矛盾重重，和司隶校尉袁绍密谋诛杀宦官，但又得不到何太后的支持，于是“大将军何进、司隶校尉袁绍……乃私呼卓将兵入朝，以胁太后。卓得召，即时就道。”但何进与袁绍的密谋很快就泄露了。中平六年（189年）八月，何进被宦官所杀，洛阳大乱，“卓远见火起，引兵急进，未明到城西，闻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见卓将兵卒至，恐怖涕泣。”不久又因“皇帝暗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就这样，董卓把少帝刘辩抓到了手里，开始实际掌控东汉中央政府。不久又废少帝，立汉帝刘协，毒杀太后。同时，董卓还纵兵在洛阳大肆掳掠，“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对当时的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史称“董卓之乱”。
三、关于董卓掌权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外戚大将军何进与宦官集团的争斗，为董卓入京掌权创造了条件。汉灵帝去世后，何进成功拥立刘辩即位，在袁绍的劝说下意图将整个宦官集团一举消灭，“绍以为中官亲近至尊，出纳号令，今不悉废，后必为患”。但此事得不到何太后的支持，而且何进自身也犹豫不决，“进新贵，素敬惮中官，虽外慕大名而内不能断，故事久不决。绍等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进然之”。大将军何进的这个引众豪杰入洛阳的计划，为董卓实现其野心创造了有利条件。
2、董卓对时局变化感觉敏锐，反应迅速，能有效把握机会。在洛阳大乱之前，董卓可能预感到洛阳的局势必将发生变化因此“驻兵河东，以观时变”。后来何进召董卓率军至洛阳，“董卓闻召，即时就道”。说明董卓早就在等待这样的机会到来，所以才能一接到诏书就立刻出动，在洛阳大乱时，及时抵达，何进已被宦官诛杀，洛阳军事势力空虚，董卓坐收渔人之利。
3、运用各种手段，掌握洛阳兵权，处理敌对军事力量方面，一方面是虚张声势并且加以消灭吸收。“董卓之入也，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恐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潜出军近营，明旦，乃大陈旌鼓而还，以为西兵复至，雒中无知者。俄而进及弟苗部曲皆归于卓，卓又阴使丁原部曲司马五原吕布杀原而并其众，卓兵于是大盛。”先是虚张声势，诱使群龙无首的何进、何苗兄弟的部众归入麾下，然后又设计兼并丁原的部众。另一方面，收买人心的手法，比如恢复党人的名誉“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以从人望”，“其染党锢者陈纪、韩融之徒，皆为列卿。幽滞之士，多所显拔。以尚书韩馥为冀州刺史，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陈留孔亻由为豫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但是董卓为了控制军权，“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就这样，董卓尽掌京师洛阳的兵权，为日后左右朝政打下了基础。
4、董卓的残酷镇压政策及强大的军事力量，使反抗力量暂时无能为力，从而使董卓集团得以发展壮大，最终为祸洛阳。董卓初到洛阳时，残酷镇压反抗力量“荣遇坚于梁，与战、破坚，生禽颍川太守李旻、亨之。卓所得义兵士卒，皆以布缠裹，倒立于地，热膏灌杀之。”董卓这一行径及实力是袁绍不敢有所行动，“骑都尉鲍信自泰山募兵适至，说袁绍曰：‘董卓拥强兵，将有异志，今不早图，必为所制；乃其新至疲劳，袭之，可禽也！’绍畏卓，不敢发。信乃引兵还泰山”。袁绍出身豪门，素有声望，原为何进集团的中坚力量，袁绍尚且不敢对董卓下手，其部下很快就都投靠了董卓。
四、董卓的覆灭
董卓在洛阳的倒行逆施，引起天下共愤。东郡太守桥瑁，伪造了一份首都洛阳三公分送给各州郡的文告，控诉董卓的罪状，号召天下群雄起兵讨伐董卓。关东各州郡群起响应，初平元年（公元190），关东各州郡共推袁绍为盟主，袁绍自称车骑将军，联合关东各州郡起兵讨伐董卓。
朝中士大夫对董卓的反抗也从来没有中止过，司徒王允与司隶校尉黄琬、仆射士孙瑞、尚书杨瓚密谋诛杀董卓。王允利用董卓与吕布之间的矛盾离间二人关系，拉吕布入伙。“夏，四月……布应声持矛刺卓，趣兵斩之。”董卓从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五、影响
“董卓之乱”时间虽然不长，却给历史的走向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使东汉朝政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还在东汉王朝的核心区域频繁诱发战争，使得该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尤其是迁都长安使得洛阳付之一炬。东汉政府的统治就此完全瓦解，汉室迅速衰落，天子流离失所，沦为傀儡，而三国群雄在此期间先后登场，崭露头角，董卓掌权实际是汉朝衰微之际，借机控制中央政权的一次尝试，随着董卓实力的覆灭，以袁绍曹操为代表的关东军阀迅速崛起并且控制了中国北方的政局，从而影响了日后历史的走向。
